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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四十

2019-07-17 12:44 作者:徐菁菁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中年轉折期與自我重啟

今天的女性越來越渴望在種種身份之外,探究自身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有研究者認為,中年期轉折會發生在40歲出頭的時候。在這一時期,人們努力解決個人的問題。她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打破過去,并創造嶄新的生活。如果順利度過這個人生階段,她的智慧、有見識、同情心、視野開闊等品質將會出現。

四十之惑

我生于1983年,今年正式跨過35歲門檻,邁向40歲大關。前兩天,高中同學群里正在熱聊,一位女同學A給我發了條私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堂堂一個名校群,內容全是茍且和自我滿足的大秀場。”

令她怨聲載道的是這個群里的例行話題:一線二線三線城市的學區房價格幾何,公立私立學校的門檻在哪里,各種職業的收入、待遇和編制。“中年父母群嘛。”我回應道。作為一名正在考慮幼兒園名額的新晉老母親,我為詩與遠方搖旗吶喊的底氣有些不足。畢竟,家長里短的討論背后是實實在在的焦慮。

 

 

當不惑之年逼近,“中年危機”四個字早已被我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們掛在嘴邊。仔細想來,對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這場危機的表現大相徑庭。1974年,美國作家蓋爾·希伊(Gail Sheehy)寫了本暢銷書《過渡期:成人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機》。這是關于“中年危機”概念最早的文本之一。希伊在書里塑造的典型是一位40歲男性,他雖然已經達到自己的職業目標,但是卻不免感到郁郁不得志。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于是責怪工作,或者妻子,或者身邊的一切。他幻想著打破這個牢籠,也許是借由一個有趣的女人,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或是一個不同的城市。

如果說男性的危機源于對事業的不滿足,對既定生活的厭倦,對未來可能性的追求,那么,傳統的女性“中年危機”要“實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諶容在中篇小說《人到中年》里描述了42歲的眼科女大夫陸文婷的力不從心。陸文婷做了18年業務骨干,還是個最底層的住院大夫,拿56塊半的工資,擠12平方米的蝸居。總而言之:40歲女性,外有工作,內有家庭;上要供養父母,下要照顧丈夫兒女。她們被認可,不僅僅是因為才干,更是因為她們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們愿意做出的自我犧牲。

時至今日,陸文婷依然廣泛存在,但我發現,她已經不再對三四十歲女性的境遇具有概括性的意義。在我的身邊,女性們各有各的“人生課題”。一些人在考慮事業的進退。3年前,為了償還給公公治療癌癥欠下的家庭負債,40歲的皮膚科大夫田艷麗從工作了快20年的三甲醫院辭職,進入民營醫療美容機構。去年,當家庭債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的時候,她決定自行創業。新診所開在北京最繁華的地段。每天早晨7點,田艷麗會在健身房揮汗如雨兩個小時,既是為了對抗中年上身的贅肉,也是為了排解負擔一支團隊前程的壓力。

另一些人在情感和婚姻的門檻上徘徊。央視前主持人李小萌還記得,自己年過30以后,父母曾和她說:“本來我們的晚年挺好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我們顯得很凄涼。你要說這輩子就不打算結婚,我們也沒有念想了,如果還打算結婚,能快點嗎?”李小萌和父母打保票說33歲解決問題,事實上,直到37歲,她才步入婚姻,趕在40歲之前,初嘗成為母親的滋味。

我的女同學A承認,她之所以在掌管一家私營企業的同時,還過著電影、旅行、咖啡、閱讀加健身一樣不落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己尚屬單身。她說,她并非不婚一族,可是,遇到合適的人真不容易。“挺多人不懂得互相欣賞、互相尊重。有些男性看起來條件挺好的,但往往自鳴得意;另外一些人感到自己條件稍微不足,就不太敢跟我接觸。好多長輩說我氣場有點大,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唄,我也挺有自知之明。”經過審慎的考察,A決定在38歲之前去美國凍卵。盡管如此,她還是會糾結:在管理企業、照顧母親之余,她是否還有精力承擔養育一個孩子的責任?如果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這個孩子會幸福嗎?

焦慮、困惑和壓力的多樣化首先是因為,在今天,在許多女性的生命進程中,30歲到40歲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殊的階段。早期心理學家曾一度認為,從青春期結束到進入老年期之前的人生階段是相對平緩的高原,但事實并非如此。

成長和衰退貫穿人的一生,兩者之間的平衡因人而異。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從青春期到承擔起成年期責任之間的過渡并不是一蹴而就和涇渭分明的。20歲到40歲被視為成年早期,人們通常在這段時間離開父母、組建和經營家庭,并在選定的工作中努力證明自己;他們面對現實世界,尋找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在成年早期,你將第一次獨立面對人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而因為缺乏經驗,你會覺得你的每一個決定,無論關乎工作還是感情,都可能會影響你今后的命運。

過去,標志“成年”的里程碑式事件——畢業、離家、經濟獨立、結婚、生子通常會在20歲到30歲之前完成。但在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按照這個步調生活。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上世紀60年代有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已經完成了這五大事件,而到了2000年,只有少于1/2的30歲女性實現了這些目標。同樣的改變也發生在中國。從1990年至2017年,我國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推遲了4歲多。在上海、廣州、北京、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逼近或者超過30歲。

耶魯大學已故教授、心理學家丹尼爾·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認為,成年期的發展涵蓋了穩定和轉折的交替。在轉折時期,個體會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信念和優勢。穩定期與轉折期的區別在于生活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所謂“生活結構”,就是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綜合體。

我身邊有大量高學歷女性,她們30歲之前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被用于求學,臨近30歲事業才剛剛起步。她們需要在30歲到40歲的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完成個人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轉變:從未婚到已婚,從女兒變成母親,制定職業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在個人生活中的配比。也就是說,她們將在一個相對短暫的轉折期中迎接密集的變化,承擔它們所帶來的壓力。

相比較于同樣推遲了人生進程的男性而言,女性的特殊性還在于殘酷的生物倒計時。許多醫學科普告訴我們,35歲以后,女性生育能力將經歷“斷崖式”的變化:每月排出卵泡的數量和質量將大幅下降,發生的孕期并發癥、胎兒染色體異常等狀況的概率將大大上升。這場倒計時的心理紅線非常明確。有統計顯示,到40歲時,女性每個生理周期的懷孕概率低于5%。每一個逼近35歲的女性,無論她是否已經擁有穩定的感情,只要她尚未下定不做母親的堅實決心,都會在這道紅線面前陷入自我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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