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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進的時代

2019-09-24 15:31 作者:謝九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新中國70年的復興之路

1949

新中國的家底

只有了解了新中國成立時的各種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在70年里所獲成就的不易。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跌至歷史上的低谷。在清朝乾隆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高達1/3,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經濟總量占比下降到9%左右。雖然幾千年的封建帝制轟然倒塌,但這并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好運。從民國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由于幾十年的戰火連連,加之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中國的經濟實力持續萎縮,到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地位最低的時刻。

對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困境,毛澤東曾用“一窮二白”來形容。“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而更準確的描述來自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當時在報告中對中國的經濟狀況做了更清晰的描述:第一,中國已經有大約10%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第二,中國還有大約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90%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

總體來看,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從農業來看,當時的農業基礎相當落后,基本上處于看天吃飯的狀況。由于受到長期戰爭的破壞,糧食、棉花、牲畜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均大幅下降,農業總產量只有戰前平均水平的75%,大量農村地區一片凋零,農村災民高達4000萬。從工業來看,工業生產規模相當小,占當時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0%,工業部門十分單一,只有采礦業、紡織業和簡單加工業,工業水平相當低下,大量工業產品都依賴進口。

除了這些宏觀層面的問題,當時的新中國還面臨更多現實層面的挑戰。首當其沖的就是通貨膨脹。當時的通脹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民國時期遺留下來的爛攤子。1935年,在美國《白銀收購法》的影響下,國民黨放棄銀本位,實施法幣改革,因此拉開了幾十年惡性通脹的序幕。由于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以及國民黨后來主動挑起內戰,持續不斷的戰爭導致國民黨財政緊張,不得不通過濫發貨幣來解決問題。在放棄銀本位之后,國民黨濫發紙幣的行為,使得十幾年間的通貨通脹高達幾千億倍。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過去的常年戰爭導致工農業生產能力下降,物質供應緊張,加之新中國成立后戰爭也沒有完全停止,戰爭、人員安置等各方面帶來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新中國的通貨膨脹勢頭繼續惡化,嚴重影響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對經濟恢復帶來極大困難。

除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之外,另一大挑戰就是失業。新中國成立之前,由于城鎮工業水平落后,加之戰火導致很多經濟活動停滯,城鎮勞動力大多數處于失業狀態。1949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1.8億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僅有1533萬人,城鎮失業率高達23.6%。

城鎮人口大量失業,農村人口大量災民,如何讓老百姓活下去成為巨大挑戰。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認為中國政府可能連人民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1949年7月,艾奇遜給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艾奇遜在信中表示:“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盡管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泥腿子”們終于還是進京趕考了。1949年6月,毛澤東在政協籌備會議上宣布:“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1950~1956

新舊時代的過渡

新中國成立之后,面臨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治理通貨膨脹。如果不能迅速抑制住飛漲的物價,其他所有的經濟建設都無從談起。

雖然當時很多資產階級認為共產黨“軍事內行,經濟外行”,但從治理通脹之戰來看,共產黨對于經濟也并不外行。面對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通脹爛攤子,共產黨采用了標本皆治的辦法,事實證明這樣的舉措成效斐然。

從治標的辦法來看,當時的人民政府主要是集中力量打擊市場上的投機資本。針對當時的銀元投機,人民政府查封了上海證券大樓,拘捕了大量的投機分子,遏制住了銀元的瘋狂上漲。銀元之戰后,人民政府又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規模投放糧食、棉紗等重要物質,打擊市場上的囤積居奇,很多投機商損失慘重,物價也迅速回落。

從治本的辦法來看,1949年底,中共中央確立了全國財經工作實行統一管理的方針。只有通過統一財經工作,實施嚴格的財政紀律,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通貨膨脹的源頭。新中國成立之后的頭幾年,國內的財政收入明顯改善,除了1950年之外,其余年份都實現了財政盈余。

財政狀況好轉之后,人民政府開始大規模回收貨幣,通貨膨脹的源頭被封堵,物價迅速回落,1951年開始,國內的物價指數甚至出現了明顯下跌。從國民黨時期就開始的惡性通脹,在新中國成立短短兩年時間之內就得到了控制。對于統一財經、平抑物價的勝利,毛澤東的評價是“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在通貨膨脹得到治理之后,新中國終于可以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了,但當時中國還面臨一個重大路線抉擇,應該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還是延續過去的新民主主義?

從國民黨時期延續而來的中國經濟成分還相當復雜,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提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并不現實。1949年9月,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認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中國共產黨最終選擇了一條更務實的道路,黨中央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這至少要10年到15年,然后視情況而定。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農村,土地改革無疑是當時的焦點。雖然土地改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轟轟烈烈地推進,但到了1950年上半年,全國還有3億農業人口沒有實施土改。1950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拉開序幕,到了1953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極大地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棉花等重要農產品的產量開始大幅增長,為中國經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除了農業之外,工業部門的恢復生產也迅速展開。1953年,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確定了兩大主要任務,一是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二是加快推進各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工業建設來看,當時的中國工業水平還相當低,毛澤東曾經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決定。“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在計劃模式的推動之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增長,工農業總值增長了70%左右,國民收入增長了50%多,鋼鐵、煤炭等重要原材料產量都獲得數倍增長,為我國的工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五”期間的另一大任務是推進社會主義改造,雖然此前預計這個過程至少要10到15年,但實際推進速度大大超過了預期,最終只用了3年時間,到1956年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改造首先以農村為突破口。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之后,農民擁有了土地和生產資料,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將農村的個體所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首先是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然后引導農民發展初級合作社,最后是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了這個階段,農戶的土地轉為集體所有,合作社統一經營、按勞分配,到1956年底,將近90%的農戶加入了高級農業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的快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是由國家對私人工商業實行統一收購、加工、訂貨、銷售等等,而高級階段就是實行公私合營,到了1956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全部完成了公私合營。

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三大領域發生在個體手工業,在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手工業三大領域完成改造之后,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標志著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全面結束,新中國開始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956~1978

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徘徊與掙扎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就開始照搬蘇聯模式,進入了計劃經濟時代。隨著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其他經濟成分,中國的計劃經濟迎來前所未有的高度。

蘇聯模式雖然短期內幫助中國經濟實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很快顯現出來。毛澤東本人也對此有深刻反思,認為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

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表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如今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重點討論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

由此,新中國在1958年開始了第一次經濟改革,改革的主要重點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但這場改革并沒有觸及計劃經濟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大躍進”幾乎同時拉開了序幕,新中國的第一次經濟改革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在隨后的20年時間里,中國一直無法走出計劃經濟的陰影,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由此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在農業領域,當時最著名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了追求高產量,農業生產違背基本的科學規律,反而導致產量大幅下降,而各地浮夸虛報產量,導致糧食被高額征收,農村開始面臨大規模饑荒。在工業領域,中國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尤其是大煉鋼鐵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缺失,又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生產,加劇了農村饑荒的程度。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正式提出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試圖通過人民公社這種形式探索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途徑。除了統一生產之外,人民公社最大的特點就是按需分配,對社員生活實行“七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全部由公社負責,其中最富特色的就是公社食堂,最多時全國90%的農民都在食堂吃飯。但很顯然,這種按需分配的模式大大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這種平均主義嚴重打擊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運動,完全以個人意志來決定經濟發展,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凸顯到極致,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傷害。1961年,國內生產總值大幅下滑了16%,財政收入下滑了38%。財政收入下滑帶來財政赤字增加,為了應對財政赤字,貨幣超發也就隨之而來,通貨膨脹被迅速推高。

不過,中央很快就開始反思并調整經濟政策。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國經濟結束狂熱的“大躍進”,進入調整階段。經過5年調整時間,到了1965年,中國經濟開始全面好轉,工農業總產值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和1961年相比,196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長了40%,財政收支也實現了盈余,物價指數大幅回落,可以說,經過幾年的及時調整,中國終于度過了這次劫難。但令人遺憾的是,1966~1976年,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破壞。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四人幫”倒臺,“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經濟開始迎來新的發展時期。在經歷了過去10年的壓抑之后,中國經濟再次迸發出極大的熱情,但可惜的是,因為太過急于求成,這一次再度出現了“左”傾冒進的勢頭。1977年,中央下發了《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對未來10年的發展目標做出了過于樂觀的規劃,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國經濟的現實情況。由于大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這一輪經濟發展被稱為“洋躍進”,當時希望利用外資來建設幾十個重工業項目,但最終這場“洋躍進”很快終止。

和“洋躍進”帶來的傷害相比,當時對中國經濟更危險的是思想的僵化。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在當時極大束縛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1978年5月,《理論動態》發表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全社會關于“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激烈討論。1978年12月,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產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

經過這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之后,中國經濟的大時代即將到來。

1978~2001

擁抱市場經濟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由此粉碎了阻礙中國向前發展的思想枷鎖。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起點,但其實在三中全會的公報中,全篇沒有出現“市場”二字,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全會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而且,全會將發展生產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事實上已經暗含了對市場經濟的追求。中國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由此啟航。

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是建立在《論十大關系》之上的,改革的重點還是以下放權力為核心。

不過,和1958年毛澤東主導的經濟改革不同的是,當時的分權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而1978年的這一輪改革,主要是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表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業的積極性,但是負面效應也很快顯現出來,由于當時仍處計劃經濟時代,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形成,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并不能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反而引發了很多矛盾。由于企業可以自己保留利潤,政府的稅收減少,財政赤字和通脹水平雙雙上升。這個階段的改革,可以算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一次嘗試。

雖然對國有企業的改革遭遇挫折,但改革還是在農村釋放出巨大的活力。1980年,中央正式批準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緊隨其后,鄉鎮企業也開始蓬勃興起,在國企改革陷入困境時,鄉鎮企業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也為日后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起埋下了種子。

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很多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

在經歷了改革開放頭幾年的各種經驗和教訓之后,中國對于改革開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還處于朦朧狀態,到了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國對于市場經濟終于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正式確認了商品經濟的地位。“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確認商品經濟的地位,可以算是一次石破天驚的歷史性事件。鄧小平對于十二屆三中全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全會結束的第二天,鄧小平表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

此后,中國開始不斷提升市場經濟的分量,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在20世紀末建立起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終于將中國帶上了正確的道路,中國的高速增長從此一發不可收。

中國在推動內部經濟改革的同時,也開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1980年8月,全國人大正式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隨后幾年開放程度不斷提升,1984年開放了大連、天津等14個港口城市,1985年開放了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1988年興辦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開放上海浦東……這些開放城市吸引了規模巨大的外資流入,迅速提升了當地的投資和進出口水平,成為中國經濟最富活力的部分,同時,這些開放城市也成為內地和國際市場連接的樞紐,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

當然,對外開放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以深圳來看,作為當時對外開放的排頭兵,深圳的很多做法因為過于接近資本主義,在國內備受爭議。而當時國際形勢風云突變,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使得中國對市場化改革開始出現懷疑態度。1992年鄧小平去南方視察并發表“南方談話”:“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為改革開放爭取到了更大的空間。

雖然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更是史無前例地提出了發展商品經濟,但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國內對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比如陳云就提出過著名的“籠中鳥”理論,“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么,籠子就是國家計劃……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以此為基礎,陳云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政策。所以,在相當長時間里,中國雖然已經開始承認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一直處于邊緣角色。甚至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還時常出現“姓社姓資”的大討論,意識形態的枷鎖仍然在相當長時間里禁錮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此番講話,無疑為姓社姓資之爭畫上了句號。在稍作停頓之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巨輪繼續滾滾向前。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中國到底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爭議,“十四大”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隨著中國逐漸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國際資本也增加了對中國投資的信心,并且發現了中國的潛在巨大投資機會。由于中國市場具有充沛、廉價、熟練而且勤勞的勞動力,國際企業開始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由此啟動。而這場前所未有的產業轉移,無論給國際資本還是中國都帶來深刻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創造了一個多贏的局面,國際資本可以大幅減輕勞動力成本,提升利潤空間,而中國農村大量貧窮人口得到了工作機會,也大大改善了家庭的經濟條件,中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

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的開放只是中國打開國門的第一步,更大程度的開放很快到來。1995年,中國開始正式申請加入WTO,試圖全方位融入世界經濟,經過艱難的談判之后,到了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成為WTO組織的第143個成員國。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和世界的關系開始發生更深刻的變化。

(參考書目: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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