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1936年6月12日，中國考古學史上一個里程碑式時刻。這一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殷墟的發掘獲得重大突破，首次發現了甲骨窖藏坑。這是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第一次以科學考古方式出土大批甲骨文，總數多達上萬片。

1936年絕非做學問的平靜時光，同年日德兩國在柏林簽署防共協定、“華北事變”后日本對中國漸進蠶食、“西安事變”爆發——這只是真正的暴風雨的前兆。為什么如此緊迫的情形下，殷墟考古還在執著地進行并且激起知識界極大的關注？因為這是另一條“戰線”上一場至關重要的戰役：中國歷史的可信開端究竟在何處？

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文字“鐵證”使殷墟成為可與歷史記載相對應的年代最早的文明遺址。差不多同一時期，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發現則正在解決“中國人從哪里來”的問題。歷史的開端與人種的起源，兩者共同構成一個更大的問題：“什么是中國？”

這個大問題，是變革時代至關重要的一步：對民族主體的重新定義，進而創造關于中國的新的共同體敘述。清亡之后，共和政治沒有能創造出新的、可靠的共同體意識，但關于“一個祖先，一種文字”的歷史或許可以。如此不難理解，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風云激蕩，與此同時，知識界大部分人卻執著于和“國故”有關的各種問題，無論是從全盤否定還是重新建構的角度，也無論他們身處其中的政治立場怎樣不同——“甲骨四堂”之中，羅振玉、王國維一心保皇，董作賓后來隨史語所前往臺灣，郭沫若則投身新中國的建設。

自晚清打開國門以來，西方漢學家也對上述問題產生興趣，開始他們的不同解讀，中外學界從平行逐漸轉入競爭。甲骨文發現之初，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就大舉收購，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受到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影響，殷墟考古開始后，美國漢學家顧立雅的英文專題著作《中國的誕生》甚至先于考古隊報告問世。雖然中外學者間有著許多私人友誼，中國知識界卻在以下立場達成空前共識：“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人”這一終極的主體性界定問題，應當由中國人自己來完成。這也成為伴隨安陽發掘同時誕生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從開創至今的一大特色——世界幾大古文明中中國是“自己挖自己的祖先”，回答“我們是誰”的文明起源問題始終是本民族學者的核心關注。

由甲骨文引發的這些問題，重要性到今天有增無減，后續的諸多考古新發現也提供了更豐富的視角。在甲骨文發現120周年之際，我們回顧這一歷程并介紹最新的研究成果。此前，本刊曾推出題為“尋找夏朝”的封面報道，呈現關于傳統史書記載的第一個朝代夏朝是否存在的紛爭，“發現甲骨文”則探討文字證據的出現與商朝的文明轉折，共同構成對早期中國文明與近代學術史的系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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